最近，一篇名为《穿梭大凉山的绿皮慢火车：彝族百姓的“扶贫车”“求学车”》感动了一财朋友圈的读者们。这篇刊发于4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头版第六栏的案例报道，解读了四川境内从普雄到攀枝花的5633次绿皮车的运行轨迹和继续存在的价值。从第一财经记者由川西南一线发回的实地采访内容来看：这条穿行大凉山腹地的线路全程353公里，沿途停靠累计26个镇级车站，因单次运行时间为九个多小时而被称为“高铁时代的慢火车”。

慢火车，对当地民生、社会生活和物流运输，是不可替代的公益交通保障。该机制官方名称叫普速铁路，即相对于高速铁路而言。而国家发改委日前公告：“十四五”期间将坚持高速普速并举的发展方针，着力加强普速铁路建设。在笔者看来，这个因地制宜的逻辑，还需匹配下述一些要素。

产业振兴更需要金融扶植

对于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而言，其意义在于巩固脱贫攻坚的基本成果和“十四五”期间积累更丰富的产业发展资本。虽然西部县域经济体量和以昆山为代表的东部县级经济动员能量，不可简单类比，但其对金融造血的要求是一致的。

而原先，无论是中央层面的扶贫款项投入，还是东西部对接地区如沪滇间的财政性援助，都可谓类同于直接输血帮困资金，其经济潜力的再生效益比较难以进一步评估。“十三五”规划之前，一些地区已经进行了造血机制的艰辛探索并得到了上级政府层面的政策性支持；如笔者熟悉的一个案例探索地就在贵州的晴隆县。

探索者叫姜仕坤（2016年4月去世），是脱贫主场土生土长的当地苗族干部、法学本科学历。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当地工作，生前系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委书记；我接触他时觉得其思维水平不亚于沿海干部。在晴隆工作的人生最后六年多时间，他以近乎痴迷的状态探索晴隆精准脱贫道路，带领全县干部群众以山地经济为引领，大力发展“羊、茶、果、蔬、薏”等特色产业，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晴隆羊”，山地旅游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2012年到2015年间共减少贫困人口8.2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27.1个百分点，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了一番。

我认识他是在2010年，即上海世博会开幕后不久，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经济学家厉无畏先生提出带我去“茅台的故乡贵州，为人民提供智力服务”。贵州山多地不平，一天到晚总是在翻山越岭；风景如画，随处可见清澈的河流和湖泊。从州府兴义到晴隆县城需要两个多小时，见到了任县长的姜仕坤。他告诉我，在晴隆县，必须面对“石漠化严重、贫困面大”的实际情况，而他看准了既能实现绿水青山，又能赢得金山银山的种草养羊产业。这一年冬和第二年春，是当地种草养羊产业的关键时期。

为什么养羊前一定要强调种草呢？因为山地养羊一旦规模扩大，自然生长状态供应的饲料是不能满足需求的。当地有位养羊专家、县草地中心主任张大权就曾抱怨说：曾经通过扶贫方式帮助贫困农民养羊，但很多农民防疫技术不到位，缺乏管理措施，导致养羊成功率不高。如2010年冬天，姜仕坤就直接收到求援电话，该专业户“因为养羊规模发展较快，一年时间就增加到了200多只羊；冬天草料储备不足，导致有9只小羊羔因为抢不到吃的而饿死”。姜仕坤当即就协调500公斤草料去救急，并且联系买家帮助农户紧急销售了部分适龄肉羊。

找到了群众散户养羊死亡率高的症结后，姜仕坤与张大权进一步拓展壮大养羊产业的思路：草地中心在解决养羊技术和防疫问题的基础上，把有限的项目资金变成政府贴息，让农民自己向银行贷款买羊；农户有了全部产权，养羊的积极性会更高。通过扶持小户，把小户培养成大户；让无独立养羊能力的人给大户务工。这样一来，有限的扶贫资金撬动了金融部门参与扶贫，使得群众脱贫的面更宽、步子更快。这一有效思路，后来经厉无畏国情调研组凝练后即为“晴隆模式”。

义务教育需衔接技能培训

修路重要还是读书重要，曾经是二十年前笔者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参加发展课题研讨时遇到的一个选项。提问者是当地的扶贫干部，因为其有限的公共财政不足以同时展开这两项投资。换言之，投资修路、架桥、凿开涵洞（多山地形之建设必需）对于贸易和人员、货物流动似乎更加具有迫切性。然而，有识之士则绝对坚持“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于是，中央财政逐年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各类教育投入，对接西部省份的东南沿海地区也都投入相应物力和人力支援其教育。

比如在云南各县教育界，二十多年来都活跃着上海各个学校的支教老师，且把驻地当故乡，一棒接一棒地坚持着；往往最初的施教条件极其艰苦。上海长宁区开元学校（中学）的李峰梅老师至今还记得二十一年前的状况，当时她是第一批支教云南的上海教师团队成员之一。作为物理老师，她被派往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白水乡的白水中学（初中），执教初二的两个班。其当年的宿舍楼虽然比较结实，但没有什么像样的生活保障条件。没有自来水，饮水就是井水，取水距离成为考验体力的必答题；操场就是泥土飞扬的原生态，食堂就是几间土房子；临午餐时就弄几个大盆放在屋外，学生们打了饭菜就在屋外进食。李峰梅老师告诉我：她和支教老师动员当地孩子们读书的场景，和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山海情》里所反映的剧情高度相像。她并不怕艰苦的生活，只担心孩子失学。

李峰梅在其支教白水中学的同事中，还有位来自上海市南洋中学的俞春军老师，他更是资助过不少当地孩子读书。这些年过去，俞春军依然很难忘的是：学校的硬件环境太落后对孩子继续求学就没啥吸引力，同时数学以及英语作为日后学生投身社会岗位的基本素养，是需要图书馆和电脑条件支持的。李峰梅回忆说，一直到2014年，社会各界捐赠的各类学校设施才匹配齐全。当然，令李峰梅和俞春军自豪的是，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出了很多大学生。

和李峰梅、俞春军支教云南的同时，我的一个重要工作则是参加起草上海对接云南社会事业发展的专项规划。根据多次实地调研，我认为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更为重要。我和云南当地的社会学者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也认为，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家庭（尤其是少数民族和务农家庭）而言，其多个孩子高中后拼高考，再到大城市就读常规大学本科，是不现实的。家家都有一本教育投入的回收账，能够提供稳定就业岗位的技能培训和高职教育更受欢迎。

经历“十一五”和“十二五”的探索，上海最近对接云南的工作中极大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合作的力度。上海市前市长杨雄早年就是上海在滇知青，自然对云南的社会发展需求相当熟悉，比如云南方面需要汽车修理、珠宝加工和服装设计方面的职业教育，上海云南就在政府间合作协议中予以积极落实。当然，在这些直接赋能稳定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领域，光靠学校是不够的，于是一大批国有企业加入了对滇职业教育的合作，包括提供其高职生到上海进行实习的发展机会。

如今面向“十四五”发展新周期，职业教育更加应该居于乡村振兴的战略位置。职业教育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所提供熟练劳动力的积极作用，是任何企业和地方政府所无法忽视的。这也是阻断返贫、巩固家庭后续收入的基本保障，就以第一财经报道的大凉山区域而言，发展职业教育远比“让山区走出更多的大学生”有更明显的现实意义。那种片面强调走出大山离开乡村的教育观，局限性正在显现。

因地制宜不等于画地为牢

过去的五年即“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每年新增巨资，尤其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战略性的投入，东、中、西之间的物理交通、经贸连接和社会事业合作已无根本性障碍。也就是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加快经济内循环条件已很成熟。今年一季度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中国社会的内生型消费活力已全面释放。

当然，因地制宜不等于画地为牢，原本熟悉的经济习惯可以进一步扬弃。我就和云南旅游部门及相关大宾馆负责人坦率地交流：作为旅游大省，应该尽可能地满足各地游客最大公约数般的需求。比如，早餐和下午茶需求，能否提供西点、咖啡和红茶等，而不只是一味地推介当地的过桥米线。如果要满足西点等需求，则需要西点制作师这样的职业技能人才，而在这方面，国家已有成熟的培训标准了。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整体性消费习惯的改变，供给侧方面的变革必须紧紧跟上；这是“十四五”期间，乡村保持振兴活力的根本性原则。如我曾经跟踪调研二十年的造纸原料供应地课题就显示出：由于办公条件的普遍信息化和电子化、对外贸易和海关报关的无纸化、手机和平板等电子阅读的兴起，世界造纸业在可预计的我国“十四五”阶段就面临着大变局。特别是国际造纸业巨头，不愿和我国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续签以木材（速生林）为主的供货合同。这就导致我国当地经营此项业务二十年的习惯面临变革，对林场和就业是新挑战。

如果这些地区一味地去寻找新的造纸业采购企业和降低价格以求续约，在我看来就属于画地为牢，或故步自封了。我以云南南部林业具体条件为案例，深入研究过替代解决方案。一是简单替代，如把速生林种植改为咖啡、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可以确保家庭经营基本收入。特别是咖啡的加工和消费，正成为我国城市消费和旅游地消费的新兴社会习惯；咖啡产业链相当稳定，完全可以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云南又是我国咖啡的主要产地，扩大种植自然是新选项。

二是创新替代，即与新兴行业和新投资项目一起融合为新材料，如通过相应规划成为3D打印行业的新材料供应方以增加收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与等材制造和减材制造的工艺不同，3D打印则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制造方式——增材技术，3D打印技术也被称为增材制造，即通过一种自底而上的打印工艺来制造产品，能够制造出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复杂结构。这一技术被形容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颠覆性技术，其对新型原材料的需求正在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市场。

最后要指出的是：乡村振兴课题，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也面临新的突破。如在面向“十四五”规划实施的调研交流中，不少专家就表示，人工智能（AI）是国家层面的战略目标，也是上海市打造科创中心的关键要素，其对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和科技进步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提升新一代AI科技创新的关键是AI优秀人才的培养与供给。但目前AI市场人才稀缺，尤其在金山、松江、嘉定等上海郊区表现为供需严重失衡，AI教育迫切需要实现新的突破，因材施教、创新型AI教育是当前AI市场发展的重中之重，以保证AI行业发展的稳固根基。换言之：如果没有系统性、预见性的突破手段，就只能承受“卡脖子”之痛了。当然，笔者相信已经初步建成四个中心的上海必将实现突破。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