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写作量惊人，可谓著作等身。同时，他的著作也有一些“未完成式”，有的写了半截，有的停留在构思或计划中。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毛泽东有十几部（篇）“未竟之作”。
第一，没有写出来的《红军长征记》“总记”
红军长征结束之后，毛泽东立即想到书写红军长征的故事，传扬长征精神。
1936年8月，毛泽东和杨尚昆联名向参加过长征的官兵发出征稿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9月5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
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红军长征记》1937年2月编就，一百多位红军指战员撰稿，三十多万字。因为印刷条件不具备，直到1942年11月才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延安出版，印数甚少。
谢觉哉在1949年1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读《红军长征记》完，颇增记忆。可惜没有一篇总的记述，总的记述当然难。毛主席说过：‘最好我来执笔！’”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有一段关于长征的精彩论述，他的《七律·长征》是他印成铅字的第一首诗词，刊登在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中，脍炙人口。人们期望一篇出自毛泽东之手的长征专文，看看这位长征的亲历者、领导者、扭转败局者是如何叙述长征的。
遗憾的是，毛泽东太忙了，抽不出工夫来，最终也没有写出这篇“总记”。
第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缺少几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以其开创性的风标，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这部著作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特色。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个“未完成式”的著作。毛泽东说，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
第三,《辩证法唯物论》没有讲完
1937年7-8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到第三章的“矛盾统一法则”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毛泽东的时间不够用了，后面就没有再讲下去。《辩证法唯物论》未能全部完成。
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课的记录稿，从1938年5月6日开始在《抗战大学》上连载。1940年，经毛泽东修改后，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将讲授提纲以内部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3章16节，约6万字。纲目如下：
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分4节：哲学中的两军对战、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第二章，“辩证唯物论”。分11节：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辩证法唯物论、过去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在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哲学对象问题、物质论、运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
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矛盾统一法则”。第三章仅仅讲了“矛盾统一法则”，后面的“文章”没有作出来。这已经惊人。
毛泽东把《辩证法唯物论》的第十一节“实践论”抽出来，名《实践论》；把第三章《唯物辩证法》改出来，名《矛盾论》。“两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成为毛泽东的哲学名著。
第四，没有实现承诺的《中国革命手册》
美国著名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任妻子）1937年访问延安。她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她与毛泽东交谈时，毛泽东答应为她写一本《中国革命手册》。
海伦说：“毛泽东答应为我写一本《中国革命手册》，这是一个理论性、历史性的长篇论述，将具有极大的价值。”“毛泽东甚至同意和我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史的手册，卢沟桥事变后他实在太忙，没能够继续他的谈话，尽管他把论述中国革命的性质这一章已经给了我。也许，这就是他后来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胚胎。”
毛泽东没能把《中国革命手册》写出来，好在他留下了杰作《新民主主义论》。
第五，曾经设想写一部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
毛泽东热爱历史，他自己也曾有志于写史。1939年1月17日，在延安，他曾给史学家何干之写信说，自己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将来拟研究近代史，但是“有志未逮”，“至今没有着手"。
1955年5月，他对秘书林克说，他要写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他设想，蒋介石集团本身的变化可以不写，但是蒋介石登台后的军阀战争要写进去，孙中山当临时总统，蔡锷反袁世凯，蒋桂之战，蒋、冯、阎之战等等都要写进去。
可惜，毛泽东未能腾出手来完成自己的写史心愿。
第六，准备当专栏作家，写专栏文章
毛泽东年过花甲之后，曾经准备退休。退休干什么呢？他说当“专栏作家”。进则一国元首，退则写写专栏。妙哉。
1957年3月9日，毛泽东在新闻出版界座谈会上说：“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
4月10日，他对报界人士说：“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我辞去国家主席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11月12日，他又说：“辞去主席的职务后，可以有时间写写文章，想想问题。”
英国路透社记者闻听毛泽东准备辞去国家主席去当专栏作家的消息，专门发了通讯，报道这件事。
历史的遗憾是，毛泽东没有如愿退休，也没能在报刊上开个专栏写文章。
第七，曾经想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
毛泽东1920年始读《共产党宣言》，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说：“《共产党宣言》我读了不下一百遍。……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
1963年，毛泽东提出要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并且打算亲自为《共产党宣言》写篇序言。
《共产党宣言》一共有7篇序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德文版、俄文版、英文版、波兰文版、意大利文版等撰写的。马恩之后的共产党理论家列宁、斯大林等没有想起给《共产党宣言》写序言。毛泽东提出亲自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是个大胆而奇妙的创意。
1965年5月，毛泽东准备尝试去做这件“很大的事”。他把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秀才”召集到长沙，研究为马列经典著作写序、作注之事。他建议先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书写序言，六本书，一篇一序，六个人，一人一篇。
毛泽东表示：《共产党宣言》的序由我来写。
人们期待着毛泽东的序言。不久，“文革”开始了，毛泽东的注意力转移了，再没有提起写序言的事。
第八，计划选编《魏晋南北朝史》和《诗词曲赋集》
孔子晚年，述而不作，删《诗》为三百篇，可谓“删述”。李白晚年的《古风》（大雅久不作）说，“我志在删述”。李白以孔子自命，准备按照《大雅》的样子，对东周以来直至唐代的诗歌进行删选，编一本通代诗歌。可惜他没有弄成。
毛泽东晚年目疾，阅读不方便，请来北京大学的芦荻“陪读”。
一天，毛泽东听芦荻读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该文称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毛泽东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很有名。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什么‘道溺’！我送那时两个字，叫‘道盛’！苏轼说那时期‘文衰’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把那时的作品摆出来看一看，把《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拿出来看一看，是‘文衰’还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我再送给那时两个字，叫‘文昌’。”
毛泽东不袭旧说，另辟新论，用“道盛文昌”为一个时代讲评。他说：“如果有时间，我要写一部魏晋南北朝史。”他对芦荻说：“现在没有书，我们搞一部吧，选他五百首诗，五百首词，三百首曲，三十篇赋。”这1330篇，大概就是毛泽东心目中中国最好的诗词曲赋。
碧落黄泉，毛泽东的这两个愿望都没能实现。
第九，未实现的骑马考察黄河长江计划
山川行历、四方交游历来是著作家涵养文气、供养诗文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1917年夏天，毛泽东曾经和同学萧子升一起在湖南五个县“游学”，一个来月的时间没花一个铜板。
到了晚年，毛泽东突发奇想：骑马考察黄河长江。
1959年4月，毛泽东提出沿着黄河、长江搞一次大型的调查研究。他说：“从黄河口子上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做警卫，搞个地质学家，搞个生物学家，或者搞个文学家，搞这么三个，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汽车，就是骑马。骑骑走走，一起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到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为止。”这是一个宏大的考察计划。毛泽东想学明朝的徐霞客。这一年，没有成行。
1960年初，毛泽东再次说到这件事：“我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考察，一条黄河，一条长江。这种想法至今未能实现。你们赞成不？不一定一年走完，做调查研究。你们如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沿黄河走完大概要两年，我还可以调查一点地质。”1960年，仍没有成行。
一直到1965年，毛泽东仍在想着黄河长江之行。有关方面已经准备毛泽东的行程，警卫人员开始在北戴河训练，马匹早已备好，毛泽东还试着骑了几回，似乎马上就要上路了。最终是，马鞭生青苔，马鞍落尘埃。毛泽东没能实现骑马考察两河的愿望。
毛泽东的这个“骑马”计划，有些许身在庙堂而散发山林的幽思，更多的是他青壮年力行的调查研究心得的晚年回响。如今想来，如果毛泽东“骑马”的愿望得以实现，他行脚黄河长江，纵横祖国西东，深入民间，下马观花，阅历风物，脱心中之尘浊，广胸中之丘壑，吸纳田野之气，展开旷野之思，必将产生更深邃的思想，推出更好的政策，写出为山水传神、为民族立魂的诗文。那将是毛泽东的第二次“长征”——思想文化的长征。此行落空，天壤之间不得有此行之大作，实为千古憾事。
第十，一度想写回忆录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同卫士张仙朋聊天时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多么好的愿望，尤其是写回忆录。不久，毛泽东准备写回忆录的想法就改变了。
1964年6月24日，当一位外宾问毛泽东是否准备写回忆录时，毛泽东说：“历来中国人没有写回忆录这样的习惯，中国人喜欢写历史。”“自己不写，死了，别人来写，这是中国历来的习惯。”
毛泽东进入暮年，时常对身边人员说起自己的往事。1975年的一天，他对身边的护士说：“我这个人，不能说没有值得回忆的事，可我不愿在回忆中过日子。我历来主张，人总要向前看……”这或许说出了他放弃写回忆录的一个原因。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一位开国领袖、一代著作大家最终没有留下自己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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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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