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领域，国际学术界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影响力大，但中国学界长期缺位。太平洋史大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西班牙人进入太平洋之前，第二阶段是西班牙人进入太平洋之后，第三阶段是美国人进入太平洋。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太平洋越来越成为全球热点的中心话题，鉴于太平洋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国内学者需要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太平洋研究。建议开展太平洋研究：一是要从基础做起，这要求国内学者不能急功近利，只有把基础研究做扎实，中国的太平洋研究才能更加深刻并符合国家战略需要；二是要细化研究，并形成甘坐冷板凳的良好风气；三是要将学问做“活”，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读者，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太平洋问题、关注太平洋学术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目前取得了三大标志性进展：一是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二是区域国别研究被纳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三是区域国别研究被纳入高校智库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四位一体”工作格局。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新时代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的总体要求就是要做到强化问题导向，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学科建设为牵引，以智库建设为突破，以学科转型为支撑。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的核心任务是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构建，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将一如既往对太平洋研究予以大力支持。希望借助此次高层论坛进一步提升我国大洋洲研究水平，共同打造太平洋研究学术共同体，开创大洋洲研究新局面，进而推动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走向繁荣。

区域国别学背景下的大洋洲研究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有四点：一是大洋洲研究在学理上获得了与其他地区同等的地位。区域国别研究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以及区域国别学的问世，将在教育体制、学科设置、研究体系以及学术环境等方面根本改变大洋洲研究处在较为边缘的地位。虽然区域国别研究泛指所有的区域和国家，但我们更要重视以前不受重视甚至忽视的地区和国家，重视以前不受重视甚至忽视的研究议题；二是在区域国别学背景下有利于大洋洲研究的全面和深入。传统学科背景下，学科之间的严格界限因研究者的学术价值取向导致全面和系统的研究难以实现，区域国别学的多学科属性将在机制上确保区域国别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在此背景下应该全面审视已有研究现状，厘定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和议题，整合研究资源，明确研究目标；三是大洋洲作为一个学术区域概念有利于大洋洲学术共同体的健康成长。学术共同体既是学术发展的产物，也是推动学术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在区域国别学背景下大洋洲研究的学术技术性也日益显著；四是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研究的同质化现象。区域国别学注重学科之间的互动，注重研究体系的建构，使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相结合，可以最大限度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区域国别学背景下大洋洲研究也面临挑战：一是研究基础还相对薄弱，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较少；二是研究体系建构面临挑战，在多学科参与背景下仍要重视基础学科建设；三是学科建设面临挑战，由于新学科与传统学科的关系错综复杂，学科建设不仅更加重要，而且难度也超出预期。

太平洋岛国领袖的出身、教育等因素对中太关系的影响

分析相关国家领导人情况，以便在中太关系中知己知彼，掌握主动权，开展前瞻性工作，从而稳固和发展中太关系。

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出身与其他区域相比具有独特性，目前岛国领袖的出身主要分为几个等级：一是国王或大酋长出身；二是大酋长出身；三是酋长；四是贵族；五是中产阶级精英；六是平民。在受教育方面主要分为四类：一是受英国及英联邦国家体制教育；二是受英国教会教育；三是受美国教育；四是受美国教会教育。岛国领袖的出身和所受教育对中太关系具有特殊影响：一是出身王室或大酋长家庭的领袖，决策坚定不易动摇；二是出身小酋长或贵族的领袖决策后容易动摇，看重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三是受英国教育的领袖比受美国教育的对中国更亲密，偏见更少；四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精英的领袖一般重视经济发展；五是平民出身的领袖不善权术，在地区领袖中地位不高、影响力不大。

澳大利亚山林火灾治理的得失与启示

澳大利亚面临的山火问题不仅是自然科学问题，也引发了不少社会现象。针对澳大利亚山火频繁、猛烈的问题，首先澳大利亚本身就是一个降雨量有限且整体干燥的大陆；其次澳大利亚洪涝交替迅速，火灾的隐患高；再次澳大利亚气温高，洪涝迅速交替后植被疯长然后迅速干枯，容易引发火灾。如何理解澳大利亚山火，一是澳大利亚土著人有利用火灾改造地方景观维持自己生计的传统，主要通过烧荒来驱赶动物，清理土地，促进新的植物生长；二是土著人会通过选择性燃烧来降低火灾概率。关于“以火控火”面临的问题，一是澳大利亚的自由居住权和土地产权对选择性燃烧的抗拒，二是燃烧植被从审美上有很多人反对，三是遭到环保主义者的反对。澳大利亚在控火问题上也给我国所采取的干预自然活动和环境治理问题提出挑战；我们可以从山火治理中理解澳大利亚治理的许多其他的问题，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澳大利亚。

后疫情时代的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

后疫情时代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有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太平洋岛国深受疫情影响时期，其特点包括：一是地区整体的活跃度下降；二是地区议题的优先次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公共卫生议题一度成为地区的首要议题，澳新主导权重新上升；三是岛国内部出现了分裂危机，远程会议成为地区合作协调的重要方式。第二个阶段是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回归”，其特点包括：一是地区机制的活跃度重新上升，包括气候、海洋议题重新回归，并取得一定的成果，论坛分裂危机有所缓和；二是“蓝色太平洋”成为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核心地区认同，在地缘政治博弈进一步加强加深的情况下，“蓝色太平洋”的内涵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中国仍应继续推进和太平洋岛国的跨地区合作。未来，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受到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的共同影响，一方面岛国希望自主地推动地区主义，另一方面，地区主义进程必然与域外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关联紧密。我国推进与太平洋岛国的地区合作既应更加重视太平洋岛国内部的地区主义进程，也不能忽视域外大国之间的跨地区主义进程。

“奥库斯”的阶段性特点和未来动向

“奥库斯”与“五眼联盟”“四边机制”相比，有三个新特点：一是成员减少，更加凝练，构成了“印太战略”的内核；二是澳大利亚被推到前沿，需要深入研究“奥库斯”期望澳大利亚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三是“奥库斯”实质上是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安全布局，武装澳大利亚。基于上述三个特点，“奥库斯”具有两面性和模糊性。“奥库斯”联盟组建一年多以来发生了新变化：一是澳工党政府上台，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二是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在实际操作中遇到问题，美国的产能与来自澳大利亚的迫切需求不匹配；三是由于乌克兰危机爆发，美西方的视野转而投向欧洲，对澳大利亚军事需求的关注程度相对减少；四是澳大利亚国内对“奥库斯”的质疑越来越大。基于“奥库斯”联盟的新变化，一是分化了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导致“奥库斯”三国与法国等盟友之间的矛盾；二是澳大利亚不惜代价加入“核俱乐部”，遭到来自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三是基于“奥库斯”的军事合作使澳大利亚承受巨大的财政负担。“奥库斯”与全球发展潮流背道而驰，我国应对三国合作的实质有清醒的认识，对澳大利亚目前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动机有准确判断，灵活处理两国间争议问题，变被动为主动，进而掌握先机。

印太经济框架与大洋洲政治经济新格局

关于亚太地区大国博弈新形势、印太经济框架的政治经济内涵和印太经济框架对大洋洲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有以下三方面：首先，目前亚太地区大国博弈呈现一种全方位渗透的格局，亚太地区合作演进的三种路径分别为竞争性互补、竞争性替代和竞争性整合。其次，在观念层面印太经济框架所传递的观念。一是盟友观念，即地区成员对美国来说是友美的还是非友美的；二是价值观念，包括贸易支柱、供应链支柱、税收与反腐败支柱；三是认知观念，涵盖更具弹性、更好的经济议题化，关键矿产供应链和关键部门可追溯性和协调多样化。再次，在规则层面美国的诉求，一是推动数字经济合作，打造强有力的劳工和环境标准；二是建立供应链的预警系统；三是构建能效标准；四是制定和执行“有效和强有力的税收、反洗钱、反贿赂”制度。这些因素会在两方面影响大洋洲政治经济格局。一是会加剧大洋洲政治领域的分化，二是大洋洲政治格局的外部性更加凸显。

从抗疫看美国对太平洋岛国政策

美国对太平洋岛国抗疫援助，对中国的太平洋岛国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一，美国将充分调动盟友，力图主导地区相关议程；第二，美国形成了涉及各个领域的太平洋战略，矛头直指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友好关系；第三，太平洋岛国对美国开展对华竞争持警惕态度。面对上述情况，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在一些领域将受到挑战：一是美国加强在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存在对中太关系潜在的压力；二是美国大肆渲染债务问题，重视掌控岛国通讯、电信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对我国援助基础设施建设不利；三是中太渔业合作面临新挑战；四是中太安全合作受到以美国为主的多方围堵。

“主体的综合外交战略”视域中的日本南太平洋岛国外交

主体综合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确保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国际秩序中的主体性和话语权。日本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目标：一是确保并扩大亲属国家群；二是把南太平洋作为日本渔业资源和海底资源的重要供应地；三是谋求联合国、国际捕鲸协会等国际组织对日本提案的理解和支持；四是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使日本成为该地区的代言人；五是确保南美海上交通要道的安全；六是抑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本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主要是从双边外交、多边外交和政府援助三个方面展开。面对日本对南太平洋岛国外交的挑战，应该首先深化国内改革，加强自身发展，提高外交综合实力；其次要全方位、多层面、多渠道发展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再次要加强与南太平洋岛国旧宗主国和主要援助国在地区安全战略上的沟通交流；最后应探寻中日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合作的可能性和具体路径。

美国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战略选择

主要有三种文化影响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政策：一是美国例外，这代表了美国主流的身份认知以及主流的政治文化；二是有限干预，其目的是当美国逐渐减少或者完全撤走武装部队，将权力和代理权下放给当地组织和公民后，也能够实现美国的具体目标；三是战略否认，体现为美国威慑战略的可信性，通过否认使对手确信可能无法通过行动获得潜在的收益。20世纪50年代中期确立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南太平洋地区秩序。这一时期，一是出于成本考虑，美国尊重盟国和地区大国的利益，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代理人；二是出于地缘因素考虑，美国与自由联系国成员保持着密切的双边关系。拜登上台以来，美国一是通过对外援助、驻军等控制外交，保持对自由联系国的绝对权威；二是寻求与太平岛国建立机制化合作关系。美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由美国供给以安全为主要产品的垄断资源；二是联盟内部存在不对称干预，一方面美国优先开展与传统盟国的多边机制合作，另一方面美国要与南太平洋地区国际组织构建机制化的合作关系。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中国的海洋权益维护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一是推动了沿线国家蓝色经贸交流的互利共赢与快速发展，亚投行和海上丝绸之路基金等平台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二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取得了重大成就，港口建设有效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海上航线作为运输桥梁发展迅速，经贸产业园和经济走廊建设蓬勃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了与沿线国家的通讯互联互通；三是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政策沟通，合作机制日益增多，合作范围不断拓展；四是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推进了民心相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风险挑战：首先，最大的挑战来自美国的“印太战略”；其次，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负面言论和报道引发舆论风险；再次，沿线地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最后，国内统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也面临压力。规避上述风险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管控分歧、聚焦合作，避免战略误判；二是要构建互信，增强认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三是要加强沟通、防范风险，深化对沿线国家的调查研究。

近年中新双边关系的特征与发展趋势

从全球化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多维度对比观察，中新50年构建的双边关系堪称典范。中新建交以来，整体而言，双方逐步构建了相互信任、互惠互利、具有稳定性和创新性的双边关系。50年来中新双方始终共同努力，克服各类掣肘与负面影响，保持了持续稳定的良好发展态势。21世纪以来，中新双边关系进入了更为稳定、建设性强的快速发展。新冠疫情以来，中新双边关系经历一些困难的局面，但仍旧保持了较为稳定、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局面，并致力于探讨新的合作领域。中新双边关系的核心特征是50年来中新几代人的认知、友谊与共识：一是双方自信，妥善把控底线；二是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化解分歧；三是相互信任，共谋发展，互惠互利；四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具有共识；五是价值观趋同，国家政府结构与管理机制相似。经贸、教育与旅游作为中新双边关系的压舱石，中新在生态保护、气候变化和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携手构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受包括中美在内的大国关注度提高。这说明，一是大国围绕太平洋岛国的博弈显著上升，历史上岛国从来没有受到大国如此高的关注；二是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行动直接针对中国，美国将中太合作污名化，把经济合作政治化，渲染所谓的债务陷阱，歪曲中国意图，对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深化双边关系存在焦虑和紧迫感；三是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要继续推进，不为美国所动，国务委员王毅出访岛国体现出中国对岛国的高度重视，要与岛国继续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四是面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地位，我国应该客观准确评估自身能力，评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制定合理的政策目标；五是要从中国、美澳和太平洋岛国三方视角看问题，尊重岛国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六是要注意适度缓解澳大利亚的顾虑和担忧，从中长期的视角考虑如何更好发展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双边关系。

构建平等互利的中国—大洋洲合作关系

中国与大洋洲的合作关系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体现出差异化，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是根本。太平洋岛国拒绝接受美国所谓文明冲突的理论和“中国威胁论”，不愿把大国竞争变成文明冲突，岛国拒绝接受西方粗暴干涉太平洋岛国地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导向，合作为导向，和平为前提。将已有合作提质增效，加快和太平洋岛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强化与太平洋岛国人文交流，密切民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