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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凌宇

宋德星

王明进

国际关系理论的对策价值依然存在

卢凌宇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显学，是一门紧跟时代步伐、“雅俗共赏”的社会科学。中国国际关系学一直被认为在理论建构和对策应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相比之下，理论的对策应用功效却不尽如人意，不仅无助于解决国际冲突，而且迄今为止也未能产出对实践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学科理论。国际关系学术界甚至有一种大胆的声音：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没有价值，应该放弃理论、关注实务。但笔者认为，上述批评是错置的，低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夸大了国际关系理论和对策应用之间的分野，忽略了两者之间的重合地带。

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特性

社会科学的主要功能有两个：一是描述和解释国际政治经济现象和事件，即理论建构；二是为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包括对事件趋势的研判和预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的基石并不在于对策应用的功能，而在于针对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理论建构，即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政治经济现象或事件的描述或解释。作为信息集约化的工具，理论系统化简化了我们对世界政治的认识，显著地提高了认知活动的效率。信息集约化主要是通过概念化和形式化来实现的。所谓概念化是指创造概念，比如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来指称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力来影响他国的能力。形式化则借助标准化的方式，通常是数学符号和公式来呈现解释变量作用于结果变量的过程和结果，比如布宜诺·德·梅斯奎塔等人对政治生存逻辑的数学演绎。概念化和形式化往往会脱离日常语言，对于非专业人士以及跟不上文献发展的专业人士而言，确实是“晦涩难懂”。两者在性质上都很抽象，目的是排除现象中非必要的因素，直接反映事物的本质特性，以此“节约”人类的脑力消耗，并产生新理论、新概念和新原理。理论究其本质就是对现实的抽象。黑格尔认为，抽象思维是人类理性的核心，体现了人类思维从情感直观向理性认识的过渡。马克思则进一步指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国际关系学决不排斥“平铺直叙、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写作。但从经验上讲，平易近人的写作风格通常会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是一门学科的开风气之先之作，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引介就足够通俗易懂；二是理论著作的普及本问世，例如《政治生存的逻辑》一书出版于2003年，2011年其普及本就面世了。值得一提的是，通俗易懂决非高度专业化的学术论文的常态。对于理论评价而言，核心指标是理论的贡献和边际贡献。对于一篇国际关系学论文而言，贡献——创造出知识增量——是合格的必要条件，而边际贡献的大小则符合统计学上的正态分布：边际贡献越大的论文，所占比例越小。尽管如此，只要基本训练到位，学者要对理论产生贡献并不难。例如，要建构一个新的解释性国际政治理论，有多条路径可以选择：改变解释变量或结果变量，扩大或缩小解释变量或结果变量的外延，添加干预变量或调节变量，勾勒出解释变量作用于结果变量的新的因果机制等。而要评价理论的边际贡献，则需要比对结果变量的重要性和解释变量的外延等，借此评估一个理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以最少解释最多”这条定律。理论贡献以外，学者还可以作出方法论贡献和数据贡献，它们对于知识的增长同样重要，但均属于第二序列的贡献。

正确评估国际关系理论的对策意义

国际关系学在公共政策领域的直接应用主要包括两种形态：一是提供信息，二是提出对策建议。国际政治信息的特点是及时性和机密性，这不是学院派学者的优势。因此，以提供一手信息不力为由来贬低国际关系理论的对策效果是不恰当的张冠李戴。相应地，当我们论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对策应用功能时，通常所指的都是学者们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借助国际关系理论所提供的对策。长期以来，对国际关系学的一个主要指责就是理论无助于解决对策难题。实际上，国际关系理论是多样化的，不同类型的理论功能定位大异其趣，对策应用只是少数国际关系理论的功能。

不同类型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决策之间并不是等距的。例如，普遍性理论强调逻辑周延和内在一致，不附加特定的议题、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能够解释一系列广泛的经验现象。议题导向理论则起源于对普遍性理论或经验上的困惑，旨在解释特定案例存在或反复重现的模式，比如霸权衰落的成因。案例导向性理论旨在描述或解释某个政策相关事件或现象，比如交战双方实现停火的条件是什么。显然，从普遍性理论到议题主导理论再到案例导向理论，理论的抽象程度越来越低，内容越来越丰富，与现实的关联性越来越强。与上述类型学相对应，国际问题学者也分为学院派/理论学者和对策/应用学者。前者在高校尤其是顶尖高校从事理论传播和生产工作，后者则主要在官方和民间智库从事对策型研究。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能够在知识生产和知识应用之间转换自如，但这是绝对的小概率事件，不具备普遍性，对于普通的学者无疑是过高的要求。

相应地，如果我们期待国际政治理论更好地服务于外交实践，就不应该指责从事普遍性理论和议题导向性理论生产的学院派学者力有不逮。因为如果要评价国际政治理论的对策应用水平，我们就应该更多聚焦于案例导向性的理论研究；而评价国际政治理论对知识增长的贡献，则要转向对普遍性理论和议题导向性理论的关注。

增强国际关系理论的对策效果

以上的分析表明，要提高国际关系理论的对策应用价值，其中一个关键是加强案例导向性理论建构。为此，首先要做好高校、研究机构、智库和公共政策项目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根据世界范围内的经验，普遍性理论和议题导向性理论主要由研究型大学来承担，案例导向性理论的研究主体则是研究机构、智库和公共政策项目。如前所述，议题导向性理论，尤其是普遍性理论看似与决策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是案例导向性理论的思想来源。此外，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但对现实的过度关注难免“把逻辑的一贯性和意义体系的完整性看得比当下的应用为低”，以至于长期以来对理论和理论思维的法律——形式逻辑重视不足。而没有了逻辑，国际政治知识的增长就会停滞，理论和对策之间的脐带会被彻底斩断。非实用性理论恰好有助于矫正过度经世致用所产生的文化偏差。

建设好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是提升国际关系理论对策效果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功能是咨政建言，即利用公开的信息展开针对性的政策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区域国别学的本质是跨学科或多学科，在研究某一国家或区域的具体问题时，研究者只有对其进行系统的、细致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或政策建议才更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换言之，区域国别研究往往是具体的、细致的案例研究，天然地符合我们对案例导向性理论的期待。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指望国际关系理论家来解决哪一具体的国际冲突或解除哪一次具体的经济制裁。国际政治理论家的职责是提供理论产品供决策者及其政策顾问来选择。与此同时，所有的理论都设定了显性或隐性的前提，具体的国际事务情景只要不符合其中的哪怕一个次要的前提，理论都会失准。而且，理论都有其时代性。依附理论在其诞生之初曾大放异彩，因为它对发展中国家持续的经济落后作出了在当时看起来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依附理论的解释力受到限制，但仍不能因此抹杀其在知识增长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时至今日，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既不是理论过度或迷信理论，也不是理论的政策相关性太弱，而是理论不足。因为能够从事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从业者还很稀缺，业内理论和对策的合理分工还远未到位。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可持续发展而言，以偏概全和大而全同样有害。

作者系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国际关系研究为什么要兼收并蓄

宋德星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大国战略竞争的不断加剧，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应地，人们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知识的政策参考价值，乃至对国际形势的预测功能期望也越来越高。作为“焦虑时代的学问”，国际关系学科在负重前行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学科内部的诸多挑战，并首先反映在方法论的争鸣之中。

为什么需要专业化的国际关系研究

在国际关系领域，除了那些拥有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的学者与外事工作人员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松散的、充满着趣味性的大众群体。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和方式演绎着国际关系世界的风风雨雨，这就是人们所熟视的日常生活中更加接地气的国际关系群体。大众谈资的国际关系往往在议题和知识上可能杂乱无序、感性粗犷，但却是生动和诱人的，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一旦累计到一定的舆论高度，甚至可能会对外交政策产生深刻影响。

面对数字时代的即时效应，其变化速度和影响范围十分巨大，这就造成国际关系的知识几乎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解释、引导和应对当前的国际形势。从某种程度上，追求精确解释的专业化国际关系研究群体好像变成了哑巴，而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反而揭示了国际关系世界的无穷奥妙。于是，我们要问，国际关系学科的专业知识、方法和理念在解释世界的过程中还有什么作用？

事实上，就日常生活中的大众而言，不会把主权、安全、发展、秩序和正义这些专业话语、专业知识和基本价值作为讨论国际问题的切入点或政策评判依据。然而，一旦国际事态开始超出某一个国家的控制，如战争、经济危机、恐怖袭击等，并可能直接影响到国家甚至是民众生活时，渴望了解真相的迫切情绪与呼唤专业才华的强烈意识就会被召唤。正因为如此，展现在眼前的那些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事件及其变化，隐藏着一个有待揭秘、有待把握、有待阐释的若隐若现的世界。对于这个世界，唯有进行科学的、系统的、专业的探索，才能探明其真相，把握其机理，运用好规律。

如何生产出治国谋略所需的知识

就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生产而言，其功能之一便是“经世致用”。而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又必须摆脱低级、机械和庸俗的“经世致用”哲学。国际关系学科作为指导国际关系实践的专门知识，尽管它源自实践，但又必须高于实践。也就是说，有关国际关系学科的学术知识和真实世界的国际关系活动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且重要的理论观点都附有经验性的阐释，以表明理论和实践、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对照。作为一门既关怀主权国家又关怀国际社会甚至人类整体的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价值取向不可避免地要在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与协调，因而其学科范围内的知识体系和基本理论都有着比较明确的价值前提或规范假定，结果使得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谱系庞杂，学派纷呈，相互间学术争鸣激烈。但即便如此，一种学术上的自觉，使得国际关系学者包括那些思想理论对立且有着重大争鸣的学者群体，在学术研究问题上，都有着某种共同的追求。即他们都把学术研究视为缜密严肃的事情来对待，都肩负着对国际关系知识的探求使命，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在服务国家的同时也服务国际社会。

相较于其他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科从诞生起就充满了争议。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国际关系学科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提醒人们注意治国谋略所需知识的类型。实际上，国际关系中的权势较量作为国与国之间战略能动性的最大发挥，涉及诸多维度，且每一种维度的分析总能找到自己的合理性。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者关注安全这一基本价值，因为在现实主义学者看来，战争在主权国家体系中总是可能的；自由主义学者却认为国际关系可以是合作的而不必然走向冲突，根由在于其对历史进步的信念；国际社会学者则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国际关系可以最恰当地被描述为这样一个世界，国家是负责任的社会行为主体，而且在维持国际秩序和促进国际正义方面有共同利益。

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国际关系学科知识体系尽管没有一套公认的理论范式可以为我们直接找寻到解答现实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但毫无疑问，其基于治国谋略过往经验而铺陈展开的历史叙事，基于治国谋略现实所需而构建起来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治国谋略职责分工而系统传授的专门知识，大大便利了决策者和职能部门的战略缔造与实施，也深刻影响着国家的行为方式。国际关系学科不仅深化了我们的认识，开拓了我们的视野，而且加深了我们的洞见。

如何兼容科学化与思辨性

社会科学是在两大方法论传统上发展起来的，一个是建立在16世纪以来辉煌崛起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另一个植根于19世纪的历史观念与置身其中的历史撰写。与之对应的是两种具体方法路径：一是“解释”，它要我们把人类领域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并试图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解释其工作原理；二是“理解”，它让我们去理解事件的意义，这是与自然科学规律有些区别的意义。

因此，这就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不是一门有如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的学科，不存在疏而不漏的政治法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学科只能是一门“软科学”。尽管是“软科学”，但就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和研究而言，科学化追求及其这种学术自觉已然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更准确地讲，这种科学化有助于提供一个框架、一种理解方式，在这一框架和理解方式中，某种理念和实践必然产生出来。

当然，在科学化追求的同时，还有另一条路径：努力延续社会科学作为古老知识体系的一贯传统——把国际关系学科作为一种强调研究者个体建立起对国际问题的能动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之上的历史哲学思辨。

结果，科学化追求强调国际关系学科要成为“科学”，就必须发展类似于自然科学的一套方法来进行相关的研究；思辨性研究则强调价值深深蕴含在问题探究之中，重视研究者的自我意识和思考判断。不可避免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政策关注”和“价值关怀”之间出现了某种裂痕甚至是排斥，这种无法消除的内在张力既导致了争论，又推动着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今天，就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两大传统融合式发展路径日益重要。一方面，要重视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但同时又要防止唯科学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要重视思辨性探索，但同时又要防止陷入相对主义。特别是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与思辨性的兼容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大问题。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国际关系研究需重视文风建设

王明进

文风是作者在撰写文章时运用语言文字的风格，既可以体现在文章内容方面，也可以体现在文章形式方面。透过一个人的文风，往往能够看出作者的治学态度、价值观念、工作作风和思想状态。重视学术期刊的文风建设，关乎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事关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因此轻视不得。文风是作者的行文风格，也体现出学术期刊对作者的规范性要求。期刊编辑参与文稿的编辑创造，编辑不是所刊登稿件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甚至“引领者”。因此，学术期刊与所刊载论文的文风亦有着难以割裂的关系。

国际关系研究的文风问题

作为一名国际关系学术刊物的从业人员，笔者认为，当下国际关系研究的文风受到外部环境和作者个人修养两方面的影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论文篇幅冗长，缺乏原创性思想，甚至有背离学术初衷的倾向。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首先反对的就是长而空洞的文章，斥其为“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学术论文的撰写和发表，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形成文字需要一定的篇幅。但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类期刊论文的篇幅越来越长，有的期刊要求论文篇幅不得低于25000字，有的要求不低于30000字。有些期刊原来每期能够刊发10多篇文章，现在每期只能刊发5篇左右。在学术界发表需求旺盛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实际上压缩了学术发表的空间，伤害了学术共同体的利益。同时，一些论文为了增加字数，添加了很多不必要的数据和例证材料，导致原创观点少，思想性缺乏。这种现象对学术期刊发展和学术共同体都是有害的，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创新和良好学术环境的养成。更为重要的是，它背离了办刊的学术初衷。

其次，论文食洋不化的现象依然存在。有些作者因为精通外语，外文文献阅读得多，便毫无甄别地引用外文文献。有的论文在谈到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内容时，引用的竟然是《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的报道。更有甚者，在讨论与中国有关的国际问题时采用的竟然是西方立场。通常出现上述问题的，往往是学术上的新手，他们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更多锻炼。但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一些作者把西方理论当成“尚方宝剑”，亦步亦趋，甚至炒作西方学者抛出的一些概念。特别是针对西方学者抛出的“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质疑甚至抹黑中国未来发展的概念，有些学者仍乐此不疲地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并因此陷入西方的话语陷阱。

再次，论文“包装”精致，“学究腔”明显。笔者在审读论文时经常发现，有作者借用西方学者的某一套理论，把理论写得非常烦琐，基本概念界定也非常复杂，行文晦涩难懂，看似“高大上”，实则理论与分析是“两张皮”。这种“学究腔”因其手法稚嫩，也可以称为“学生腔”。国际关系理论多种多样，某一理论可能仅在说明某一问题上具有说服力，搬到另一种场合则完全讲不通。有的理论看着好，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多是空中楼阁。理论学习不透，就不能熟练运用，但却拿一些理论或者艰涩的学术概念过来“装样子吓人”，“以艰深文其浅陋”。理论的价值在于为我们理解人类世界的社会现象，如果做不到，或者晦涩难懂，则说明理论运用出了问题。

最后，重视西方学者的知识生产，忽略中国学者的知识贡献。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严谨的学术研究都很重视文献综述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说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得到了快速发展，产生了一些立足本土经验的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却往往被淹没在文献综述中，甚至有种作者投稿时，不大量引用西方文献，就不是好文章的倾向。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90年代还情有可原，但当下几乎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都能看到中国学者的学术贡献，忽略中国学者的研究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往往没有立足中国的国情，缺少学术研究的中国视角。

此外，国际关系类期刊在文风建设上还存在文章“八股化”、选题过于强调热点、重视大国或大国关系而轻视中小国家等问题。当然，上述问题的存在，功利因素作祟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改进国际关系期刊论文文风

文风是期刊编辑素养、期刊品位、学术质量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关乎学术话语的守正与创新，以及期刊编辑的规范度和执行力。改进国际关系期刊论文存在的文风问题，对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具有积极意义，因而需要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建设。

第一，树立优良的学风。文风和学风有密切的关系，良好的文风必须以良好的学风为基础。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扎实的理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面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所面对的实际问题从事科学研究。只有研究真问题，才能够避免行文中的“假大空”。学术期刊要助推学界形成文风朴实的学术研究风气，推出能够击中问题要害、解决关键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形成理实结合、知行合一的文风。

第二，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国际关系类学术期刊论文所显示的文风问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学术评价体系尤其是期刊评价体系存在诸多问题造成的。因此，要严肃检视现有学术评价体系的利弊得失，摒弃因片面追求影响因子和论文转载量等因素而造成的种种乱象，构建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学术论文的发表回归其初衷。即更多关注论文解决了什么问题，有什么创新，而不是关注其有多少引用和转载量。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假大空”的文风。

第三，立足国情，助力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在吸收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优秀成果的同时，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立足中国外交的鲜活实践，开展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只有这样，才能杜绝洋腔洋调、食洋不化的“八股文”，推动文风的根本好转。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论坛》副主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汪书丞

新媒体编辑：宗敏 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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