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

这是“大跃进”的第三年，中共云南省委委托临沧专署和省商业厅共同主持在风庆县召开茶叶现场会，落实“双四十万”任务，要求在这一年内发展新茶园40万亩，生产茶叶40万亩。会后派工作组分赴各主产茶区检查落实情况。七八月间，省财贸办公室多次召开全省茶叶电话会，要求各级政府督促所属茶叶生产收购部门，鼓足干劲．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于是各茶区全民上山，大采茶叶，普遍出现“一把捋一抹光头”的采摘法，甚至砍树摘茶，扫落地茶以充任务。年终总结，全年发展新茶园不过10万亩，产量比上年下降两万担，茶园进一步受损。

1961年

全国茶叶产量和收购均比上年陡降60％左右，云南省也基本如此。11月23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全国蚕茶会议上总结茶叶减产原因时说：“各省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主要是：1、所有制集中到大队，收益分配不能多劳多得，挫伤生产积极性。茶叶大队管不了，小队不愿管，社员不敢管；2、粮食减少，茶区缺粮，茶叶被粮食生产挤掉； 3、收购指标超出实际可能，茶树成了三柱香(光丫枝)，生产下降严重。云南全省茶园由上年的62．82万亩锐减为46．7万亩，一年之间减少16万亩。

1962年

贯彻执行1961年全国蚕茶会议所定的方针和政策：“固现有，制止破坏，积极恢复，提高单产和质量，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发展，力争在三年内使数量和质量恢复到1957年水平。”同时调整政策：1、茶园所有制基本上为生产队所有，除上交大队部分外，余归生产队分配；成片茶园大队所有；分散茶园归生产队所有；房前屋后自留地茶园归社员所有。大队茶园长期归生产队经营和收益分配，新茶园谁种谁有，荒山野茶谁采谁得；2、粮茶关系仍按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在粮食不足的地方，以茶养稂；粮食能自给的，茶粮并举；茶区吃粮水平不能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水平；3、茶叶税收，产茶征茶。不收代金和粮食，征购粮食要减除茶园面积计征；4、实行收购茶叶奖售粮食，每交售茶叶一担，奖售粮食50斤。开始实行收购茶叶奖售政策，奖售物资有粮食和棉布。

1963年

收购毛茶实行价外补贴20％。

1964年

1月，“省茶司”在宜良召开全省茶叶会议，参加会议有29个产茶县的外贸、供销合作及民贸系统和茶厂的人员。这次会议目的是加强收购，加快恢复茶叶生产。“并着重布置贯彻以施肥为中心的加强茶园管理，提高单产；继续执行奖售政策；严禁茶叶自由上市以利增产增收。

遵照国家外贸、农业、商业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四部联合指示，在勐海茶厂进行分级红茶的科学试验．省外贸局派冯治民为组长，组织有关部门参加，经过半年的试验，获得初步成果。8月，“总公司”在勐海召开全国分级红茶现场会，交流经验，推动了云南红碎茶生产的发展。

1965年

响应中共中央大办样板田的号召，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亲自抓保山县老营万亩茶样板的建设工作，促进了全省茶叶生产的发展。全省茶园面积当年猛增18万亩，产量和收购量也走上了稳步增长的轨道。为此，12月21日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中共西南局农村工作办公室和云南省科委联合工作组以《创业山万亩新式茶园样板——中共保山地委运用样板推动经济林木》为题发表长篇通讯，《云南日报》编辑部按语略称：为保山地区树立了样板，同时也为其它地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1966年

5月，恢复省茶叶专业公司建置，从原来中国茶叶土产进出口公司云南分公司划出，成立中国茶叶土产进出口公司云南茶叶分公司。

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7年

“省茶司”进驻军事代表，督促执行“抓革命促生产”。

9月下旬，“总公司”在郑州召开“利用修剪茶树枝叶”座谈会，要求利用修剪茶树枝叶作为边茶原料。由于当时贯彻执行质量验收制度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关、卡，压，加以批判。因此收购不讲质量，收进了无用的粗老茶、野生茶、甚至假茶近万担，积压在库多年，最后作财产损失，报销敷数十万元。

藏销紧茶原为带把的心脏形，使其包装有空隙，以利通风透气，在驮马长途运输中有保质作用。鉴于运输改用汽车火车后，运输周期缩短，保质条件改善，同时为了便于使用机械制茶减轻劳动强度，经征得销区同意和“总公司”批准，将带把心脏形紧茶改成长方的砖块形紧茶，其配料和加工工艺不变。从此紧茶形状演变为现在的砖块形。

1968年

“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斗争继续深入扩大，职工思想混乱，认为“抓革命保险，抓业务危险”。因此，这一年茶叶加工、销售和出口数量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锐减。1965年全省茶叶加工12．7万担，省内销售5．5万担，出口5．2万担，本年则分别降为7．2万担，3．5万担，3．17万担。

1969年

11月，执行省革命委员会指示，“省茶司”下放职工29人到思茅的省第四“五七”干校，脱产摘、斗、批、改，留下坚持业务工作的仅有11人。

1970年

12月，根据省革命委员会118号文件的要求，将原隶属“省茶司”的凤庆、勐海、昆明、临沧、下关、宜良六座茶厂的管理体制以及代管的昌宁、新平、景谷茶厂全部下放到县(市)直接管理，与“省茶司”完全脱钩。

1971年

二季度，调整内、外贸经营分工，将“省茶司”的茶叶收购及内边销业务，连同有关职工移交给省商业局贸易公司管理，属内贸体制；省对外贸易局先后将茶叶出口业务并入省土产和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管理，属外贸体制，出口货源由省贸易公司提供。

1972年

5月，原由思茅第四“五七”干校转至云县插队落户的“省茶司”职工，调回省外贸局分配工作。

6月，省外贸局收回1971年移交给省商业局贸易公司的全部茶叶业务及部分职工，从而全省茶叶的内外贸业务经营又归口外贸管理。

1973年

“省茶司”开始办理自营出口业务，当年出口普洱茶204担，创汇1．63万美元。从此积累出口业务经验，依靠自身力量，开拓云南茶叶的国际市场。同时又将部分出口茶叶按照“总公司”安排的调拨出口计划，调给上海和广州两口岸的茶叶公司办理出口。于是云南茶叶出口渠道实现了自营与调供出口齐头并进。省外贸和商业两局联合通知，关于委托代购毛茶的质量验收，实行一次验级有效的办法，即代购单位按收购时所定等级原收原交。据西藏消费者反映，下关茶厂调藏紧茶，饮后头晕，血压不稳，甚至有呕吐现象。

精制茶厂体制下放到县(市)管理以后，各主产茶区县即纷纷自筹资金新建精制茶厂，这一年，云县、盐津、龙陵等县率先筹建，此后各产茶县纷纷建厂有如雨后春笋。

1974年

4月，全国茶叶工作会议提出：茶叶生产要有个大的发展，速度要加快；要求到1980年在全国发展100个年产茶5万担以上的县。省外贸和农业两局于7月3日至13日在风庆县召开全省茶叶会议，规划了到1980年全省实现凤庆、云县、景东等12个5万担县，永德、双江等14个年产茶3万担以上的县和22个年产茶万担以上的县．从而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发展新茶园的高潮，其中以红河州发展规模较大且有成效。“省茶司”率先在昆明跑马山破土动工修建仓库六幢计6000平方米，为省外贸系统建设跑马山仓库群的通路、通水及通电话提供了条件。

1975年

西南四省联合组织调查藏销茶叶市场情况，了解到下关茶从1973年调供西藏紧茶，群众反映意见的原因：主要是紧茶由销牧区而改销农业区，群众不习惯，饮用时投茶量过多，茶汁过浓；同时那批茶的原料后发酵不足，配料又偏大了大树茶的比例，因而产品滋味苦涩不醇，使人饮后有不良反应，这与下关茶厂1974年派人到西藏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

调供出口的红茶首次突破10万担。

盐津茶厂竣工投产加工康砖茶。云南南路边茶首次以成品茶调供西藏。

1976年

“省茶司”就跑马山的一幢仓库因陋就简地增添设备机具改建为茶叶拼配厂，承担出口红茶的拼配任务。

1977年

对“文化大革命”中错误批判的“讲质量是关卡压，讲成本核算是利润挂帅”等进行了拨乱反正，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干部职工：敢于抓工作、抓生产，使云南在遭受48年以来未有过的旱灾的情况下，茶叶产量和收购量仍达到了1976年的水平。

全省茶叶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国家外贸、农业两部和供销合作总社在安徽休宁召开建设五万担县的经验交流会的要求：“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努力推进先进技术，到1980年实现初精加工机械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见大成效。”会议认为原规划宣威、会泽和镇雄三县为五万担县，这是有失于对当地自然气候和茶树品种的考虑；对红河州三年中发展新茶园14万亩的成绩表示赞赏。

1978年

省内外纷纷求购云南大叶种茶籽，茶区瞒产少报，以图自产自销。由于盲目经营，错过时机，茶籽失效，积压257．32万斤，价值68.69万元。

总结1974~1978年5年中全省扶植茶叶生产的外汇贷款共148．5万美元，用以进口发电机组7台，汽车32辆，机床两台，钢材3075吨；同期还通过外贸、商业和供销合作系统提供的扶植茶叶生产的物资计有：钢材1 640吨，发电机组5台，机床2台，汽车73辆，电动机700台，化肥1．25万吨，制茶机械2 747台，各项物资按计划分配到茶区。

中国茶叶学会在昆明召开年会。茶界老前辈吴觉农到会指出，云南、广东、广西和海南省要以发展红细茶(红碎茶)生产为主，扩大出口，增收外汇，为云南茶叶发展指明了方向。

1979年

根据中共中央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农村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云南少数县开始把茶园承包到户经营管理；同时茶叶(除边销茶外)由二类农副产品改属三类，可以议购议销。这是茶叶生产流通体制的重大改革。

茶区1978年积压的茶籽，于二月报请“省茶司”解决，为照顾茶区，“省茶司”承担损失的50％计34．35万元，将茶籽无偿给予农民作肥料使用。

7月16日，省农业、外贸两局联合通知，茶籽改为以销定产的分配原则，凡需要茶籽的单位，无论省内省外，均直接与产区签订合同，不再经省统一下达购销计划。10月，省农业、外贸两局和省茶叶学会，在红河州元阳县召开新茶园密植速成高产学术讨论会，提倡发展新茶园按每亩种茶3000～5000株为好。这次会议促进了全省密植茶园的大发展，是云南茶园种植制度的一次变革。

1990年

9月，云茶苑民族饮茶表演队，经北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组委会安排，在北京老舍茶馆和亚运村先后表演了35场。国家经贸、商业、农业等部的领导，人大和政协的代表均莅临参观指导，对表演艺术风格倍加赞赏。有20多个中外新闻单位的记者纷纷至现场参观访问，并撰写了题为《香于九畹芳兰气》、《茶文化的一朵奇葩》、《中国古文化的再现》等赞美的报道文章，发表在《中国经济新闻》、《经济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春城晚报》等报刊上，为亚运会增添光彩，也扩大了云南茶的影响，提高了云南茶叶的知名度。产地茶叶市场，前几年宏观管理失控，被扭曲了的茶叶价格，今年已逐步趋于合理，基本上接近国家指导价格水平，毛茶质量也有提高，质价基本相当。销区市场的中上档茶走俏，低档茶滞销。根据考核工人技术职称的要求，“省茶司”首次在昆明举办工人技师培训班，为期32天。参加学习的有直属茶厂和临沦、昌宁茶广的老工人和昭通的茶叶业务人员共59人，学习内容着重是茶叶的理论知识。

编印出版《茶的故乡——云南》一书，受到英、日及我国茶界的好评。

――摘自《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