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思想变化之二【467】2023-9-24

本来一书生，国难当尽忠。

1838年，清道光（爱新觉罗旻宁）十八年，湖南湘乡一个小山村曾家破天荒的中了一个进士，这不仅是曾家的荣光，也是进士曾国藩个人理想的开始。“进了京城，好好为官”是时年二十八岁曾国藩最初的愿望，平日翰林院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为主，一个月报到一两次，所以，给曾氏提供了心静气闲、环境安稳的条件。曾氏在做好本职工作情况下，拜师理学大师唐鉴门下，这样，从自己喜爱的诗词歌赋转向研究其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即二程朱子之学。是宋明二朝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理学是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 ，北宋时期河南洛阳人程颢与程颐二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了南宋时期朱熹集为大成。

朱熹曾经到湖南长沙，渡湘江在岳麓城南两书院与山长张栻会讲，轰动一时。

曾国藩曾经在岳麓书院就读，自然对朱子理学并不陌生。

程朱理学往上溯源，湖南道州周敦颐是宋儒理学派的开山鼻祖，其代表作之一的议论散文《爱莲说》以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之品格，形容乱世之君子应该保持的品格。周敦颐是湖湘文化重要源头，除了《爱莲说》，他的《拙赋》亦大有深意。这篇赋只有短短40字，加上序26字，总共66字，可以总结为八字为人处世，宁拙毋巧 “”可谓惜墨如金。曾氏一生以拙诚立身，在家书日记里，反复讲到拙诚之微言大义。认为自己“生平短于才”、“自问仅一愚人”、“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才略太欠”，是个“书憨”，即书呆子。梁启超也说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师从唐鉴研究理学，在唐鉴的指点下，曾氏为此列出五门功课，即修诚、居敬、主静、谨言、有恒。曾氏好学的态度是认真的，并不是为了巴结唐鉴作为升迁的手段，且身体力行，在为官做人上立即践行，立竿见影。通过日日不断地学和习，所以有了曾氏十年七迁的神奇故事。到咸丰二年，曾氏在京城为官十二年，获得了足够高的职位和威望，更重要的是，曾氏的人格境界已然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高度。在1854年湘军出动前发出的那篇闻名遐迩《讨粤匪檄》就知道曾氏的理学功力在何境界了。

置办湘军，曾氏上接朝廷旨意，下应同僚同学之请，墨绖出山，不干则已，要干就要干出个名堂来。在高度负责的思想下，曾氏初用手段，是典型的法家手段“乱世用重典”，严管社会秩序，严抓社会乱党。法家特点八个字：为达目的，不计手段。而这个不计后果的手段就是一个字“严”，用今天的司法用语就是：一切从严。在曾氏从严的管理下，很快杀掉一批匪徒，曾氏也因此获得了一个绰号：曾剃头。

曾氏之后在长沙的严管引起湖南官场的对立、绿营的互殴，甚至曾氏本人也遭到兵士的威胁。湘军练成后，北上迎战太平军，征兵筹饷买枪弹一堆乱麻线事，与各省各官之间的艰难交涉，三年下来疲惫不堪。至咸丰七年初，曾国藩接到父亲曾麟书去世消息，苦苦支撑的他终于找到一个借口离开军营。

离开军营的曾国藩并没有解决掉留下来的问题，自己反而得了一个心病。为此，曾氏夜不能寐，口舌干涩，幸而曹镜初引导有方，曾氏得以顿悟。在其日记里记录下这一思想转变：“因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急，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老庄思想，即老子（李耳）和庄子（庄周）的合称。老子的代表作《道德经》，庄子的代表作《南华经》，老庄思想二合一的核心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们常常说的"清静无为"、"顺应天道"、"逍遥齐物"等词语就是老庄思想。

曾国藩确实练到了老庄思想的至高境界，超越自我，思想自由，达到了道家“内圣外王”的最高成就。曾氏也用老庄思想处理掉南京收复、功成名就后潜伏的滔天大难，为自己和曾氏家族安庆功成身退，以历史眼光来看，无疑是真正的成功。这就是曾文正公留给后世的一笔思想财富。